中国之后，再无完整的工业化国家,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

文章首发：微信公众号‘环宇发展记录’

​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之后，再无工业国”。

意思是说，中国形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把大部分中低端商品打成了白菜价，后发国家想完成工业化，几乎不可能了。

有人听了觉得解气，有人听了觉得夸张。

但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让这句话不再是猜想。

2025年10月，联合国发布的《全球产业发展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将占全球份额的45% 。

这意味着什么？未来全世界每生产100件工业产品，就有45件是中国造的。

报告还说，中国已成为全球产业链的绝对核心，这种地位不仅前所未有，而且正在重新定义全球工业的游戏规则 。

有媒体抛出了一个更震撼的观点：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正在被彻底堵死，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新的国家完成工业化了 。

中国，可能是最后一个完整的工业化国家。

要理解这个观点，得先看懂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历史上，后发国家到底是怎么完成工业化的？

一、三条老路，都走不通了

翻开工业史，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只有三条路：

这三条路，现在都走不通了。

第一条路，殖民时代结束了。 英国的圈地运动、欧洲的殖民掠夺、美国的种族灭绝，都曾是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今天你再派军舰去抢地盘、抢资源，试试看？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全球舆论，哪一道关都过不去。

第二条路，需要国家足够大、足够团结。 中苏模式靠的是几代人勒紧裤腰带，牺牲农业积累工业。这种模式需要巨大的国内市场、强大的中央集权、高度的国民共识。今天还有几个国家能做到？

第三条路，代价是沦为附庸。 日本和韩国是怎么起来的？美国驻军、市场开放、技术依赖、主权让渡。今天后发国家愿意签这个卖身契吗？就算愿意，美国还收吗？

三条路，一条血腥，一条苦命，一条卖身。 都走过了，都走不通了。

战后几十年，后发国家其实还有第四条路——虽然卑微，但还能走。

这就是国际产业转移模式。

经济学家刘易斯说得很清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拥有几乎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这是它们在全球分工中唯一的比较优势 。

翻译成人话就是：哪个国家工人工资低、肯干活，工厂就会搬到哪里去。

二战后的日本，工人月工资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丰田、索尼起家时，靠的就是无数低薪工人昼夜不停的生产线 。

七八十年代的韩国也一样，浦项制铁的工人住简陋工棚，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只有美国同行的五分之一 。

到了90年代，中国成了这套模式的集大成者。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厂里，挤满了月薪几百块的农民工。他们黑白两班倒，没日没夜地组装玩具、缝制衣服、生产电脑零件，让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

那时候，游戏规则很简单：谁便宜，谁干。

后来中国工人工资涨了，低端产业就开始流向越南、孟加拉、印尼。2010年之后，中国工人月薪三四千，越南工人只要一千左右，很多服装厂、鞋厂就搬去了东南亚 。

这套规则运行了半个多世纪，日本、韩国、中国，都是这么起来的。

但今天，连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当西方学者还在讨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不会影响制造业竞争力时，中国已经悄然转向了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智造模式” 。

数据显示，中国使用了全球一半的工业机器人，人均工业机器人密度甚至是美国的两倍 。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正在用机器替代人力，而且替代的速度和规模远超任何国家。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很多工厂已经看不到人了。珠三角一家大型代工企业，200台工业机器人日夜不停地工作，每天可生产10万件精密零件。同样的产量如果用人工作业，需要2000名工人三班倒 。

机器人不仅效率高，产品质量更稳定，精度更高。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24小时工作，不需要休息，不会罢工，不会要求加薪。

这家工厂在实施智能化改造后，生产效率提升了30%，人力成本降低了60%，良品率却从88%提高到98% 。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当机器比人做得更好、更快、更便宜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还有什么意义？

2025年上半年，孟加拉和印尼的一些纺织厂抱怨：尽管他们的工资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但仍然无法与中国企业竞争 。

为什么？因为中国工厂的自动化程度已经让劳动力成本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更深刻的变革在于：工业生产对劳动力需求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

过去，工人是生产的直接执行者，他们操作机器、组装零件、包装产品。哪个国家劳动力便宜，工厂就搬到哪儿。

现在，工人变成了机器的服务者，他们的工作是编程、维护、优化机器人系统。生产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机器+AI算法” 。

换句话说，未来工厂最需要的不是廉价体力劳动者，而是懂机械、懂编程、懂数据的工程师和技术员。

这种转变对正致力于工业化的后发国家来说，是致命的。

一个普通工人培训几天就能上岗，但一个合格的工业机器人工程师需要数年的专业学习和实践。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理工科人才储备，每年有超过400万工程类专业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 。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新加坡的人口，是美国的两倍，是印度的五倍 。

这些毕业生能编程、能调试机器人、能处理数据，直接支撑了中国智能制造的转型。

相比之下，越南每年工程类毕业生不到10万人，印尼不到20万 。这种差距，不是靠政策优惠或外资投入就能弥补的。

或许有人会问：其他国家不能也发展自动化吗？不能也走“AI+智能制造”的路线吗？

理论上当然可以，但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因为这条道路有几个基本前提：强大的芯片产业、充足的电力供应和足够的人才储备 。

先说芯片。

人工智能离不开高性能的先进芯片。中国是除美国外，唯一一个能生产先进AI芯片的国家，其生产的AI芯片占全球产量的50%以上，这个比例还在持续上升 。

芯片产业需要巨额资金投入、长期技术积累和完整产业链支持，这不是一般国家能够负担的。连日本、欧盟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都玩不转，更何况财政拮据的后发国家 。

再说电力。

AI和自动化工厂都是耗电大户。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每天耗电量相当于一个50万人口的城市，苏州一年的工业用电甚至能够满足14亿人口一年的日常需求 。

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网系统，年发电量超过10万亿千瓦时，占全球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

2025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超过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2024年全社会用电量总和。有外国媒体惊叹，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电力王国” 。

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变化：后发国家连“烧煤发电”这条路都快走不通了。

过去，日本、韩国、中国工业化起步的时候，可以靠烧煤解决电力问题。煤便宜，技术门槛低，只要挖出来烧就能发电。这是所有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入门门票”。

现在呢？

第一道门：煤炭本身在变贵。 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印尼，2026年计划将煤炭产量从7.9亿吨削减至约6亿吨，减产幅度超过24% 。这意味着，后发国家想买便宜的煤，越来越难了。

第二道门：国际规则不让建。 柬埔寨《2022-2040年电力发展总体规划》明确规定，2024年后将不再投资燃煤电厂 。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和援助项目规定，不再资助新的燃煤电厂。

第三道门：设备买不到了。 中国已将“燃煤发电技术”纳入限制出口范畴，第三、四代核电设备及材料技术也在限制之列 。日本和韩国早在2021年就宣布停止资助海外燃煤电厂，OECD国家也达成了限制化石燃料项目出口信贷的协议。从中国到发达国家，从技术到设备，从资助到信贷——所有路都封死了。

第四道门：环境账算不过来了。 以前工业化可以不管污染，先把电发出来再说。现在呢？全球碳中和已成政治正确，后发国家每建一座煤电厂，就要面对国际环保组织的起诉、援助资金的冻结、出口市场的绿色壁垒。不是不让建，是建了也扛不住。

四道门全关：煤在变贵、国际不让建、设备买不到、环境扛不住。

后发国家连“烧煤发电”这张入门票，都彻底拿不到了。

第五道门：技术转让，买不到了。

以前后发国家有个“后发优势”——不用自己从头研发，可以花钱买技术、引进生产线。日本买美国的，韩国买日本的，中国早年也买过德国的。

现在呢？

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这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是全球规则变了。领先国家对后发国家施加的“卡脖子”限制，直接堵死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追赶路。

第六道门：WTO规则，被改写了。

后发国家当年能用的工具——出口补贴、本地含量要求、技术转让强制——现在很多被WTO禁止了。

但发达国家自己呢？美国、欧盟、中国三大经济体2023年出台了全球近一半的产业政策。规则是他们定的，他们可以改，后发国家只能遵守。

第七道门：资金，借不到了。

后发国家要搞工业化，需要钱。但现在全球资本流向变了。

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气候资金，只拿到了全球总量的40%左右。印尼的一项调查显示，66.8%的企业认为融资是工业脱碳的最大障碍。

全球增长放缓，发展中国家（不含中国）预计只增长4.2%，外部环境越来越紧。没钱，拿什么建工厂、买设备、搞研发？

第八道门：国防能力，没有保障。

抗美援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中国争取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时间。

今天后发国家呢？

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没有国防能力，即使发展起来，也容易被人一把推平。

工业化的前提，是国家安全。这个前提，很多国家一开始就不具备。

第九道门：组织力——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邓小平两代领导人，把四万万人组织起来。

中国为什么能勒紧裤带搞工业化？因为有一个能把四万万人组织起来的政府。

毛主席那一代人，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

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怎么过河？把农民组织起来。

当时中国是典型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几亩地，怎么搞工业化？毛主席的办法是：先搞合作化，再搞机械化。

河北有个农民叫王国藩，1952年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了个初级社。社里最值钱的生产资料是一头驴，但这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入社的农民。别人笑话他们是“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

毛主席知道了这个故事，专门写了一段按语：

“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靠着这三条驴腿，这个穷棒子社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从120多斤增长到300多斤。

到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几亿农民，就这样被组织起来了。

抗美援朝也是这样。1950年出兵朝鲜的时候，全世界都不看好。美国人有原子弹，有制空权，有最先进的装备。中国人有什么？有毛主席，有四万万被组织起来的人。

那一仗打完之后，苏联的156个项目来了，工业化的家底有了。为什么？因为斯大林看懂了——这支军队能打硬仗，这个国家能扛住压力，这个领袖能把人组织起来。

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有人问毛主席怎么办。他说：“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全国人勒紧裤带，硬是把原子弹造出来了。

邓小平那一代人，解决了“富起来”的问题。

1978年，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打开国门，让农民承包土地，让工人进厂打工，让外资进来建厂。

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几年时间变成现代化城市。不是靠神仙，是靠政策，是靠把人组织起来干活。

浦东开发、沿海开放、加入WTO——每一步都是政府在前面铺路，人民在后面跟上。

这种组织力，不是靠钱买来的，不是靠制度设计出来的，是靠几十年革命建设打出来的，是靠几代领导人的人格感召力聚起来的。

今天后发国家呢？

有毛主席这样的领袖吗？没有。

有邓小平这样的设计师吗？也没有。

有经过长期锤炼的组织体系吗？也没有。

韩国朴正熙搞“新农村运动”，算是把农村组织起来了，但那是在驻韩美军、财阀体制、出口导向的框架下，是“依附强国”模式的最后一段路。这条路，今天还能复制吗？

没有这种组织力，就没有人愿意勒紧裤带；没有人愿意勒紧裤带，工业化就只能靠外资、靠打工、靠卖资源。靠这些，永远成不了“完整的工业化国家”。

第十道门：土地——大型工业要有地落脚。

工业化还要有地。建工厂、修铁路、盖电站，地从哪里来？

1953年，中国出台第一个《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规定征地补偿按“最近3年至5年产量的总值”计算。为什么这么低？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从农业取得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那时候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农民只有占有权，没有经营权、没有收益分配权、没有处置权。种什么，得听政府的号令；打下的粮食，留多少、卖多少，得按国家规定。

这种土地制度，让国家和集体之间的土地流转有了路。没有这条路，156个项目就没地方放，三线建设就铺不开。

1987年，深圳以协议、招标、拍卖三种方式出让了3宗国有土地使用权。1988年，宪法修改，正式创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

从此，土地开始“变活”了。

地方政府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征地？因为土地能“生钱”。有数据显示，2003-2005年全国共征地1275万亩，征地费平均每亩3.5万元；同期土地出让成交价平均每亩21.8万元。这中间的差价，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这种“土地财政”，支撑了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工业化。修高速、建高铁、盖开发区，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都是从这套土地制度里来的。

2020年1月1日，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征地补偿也改为按“区片综合地价”计算，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但不管怎么改，有一条是其他国家学不来的：中国有一套完整的土地制度，能把农村集体土地转化为工业用地，能通过土地财政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能通过土地规划引导产业布局。

今天后发国家呢？

有这种土地制度吗？没有。

有这种土地财政的能力吗？也没有。

菲律宾试图搞工业园，征地十年都搞不定，因为地主不卖、法院不受理、农民天天抗议。

印度也想搞“工业走廊”，但各邦土地法不一样，征地补偿标准能差十几倍。2020年富士康在印度建厂，光征地就折腾了两年多。

没有这套土地制度，工业就没有落脚的地方。

把所有这些门放在一起，按逻辑顺序排：

十三道门，门门紧闭。

回头看，中国能够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完成工业化，确实是抓住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允许野蛮生长、同时又恰逢全球化分工的战略机遇。

联合国报告预测的45%，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也是旧时代终结的标志。

历史告诉我们，工业化从来不是必然的，许多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停滞不前甚至半途而废。

但这一次，情况可能更加严峻：不是因为后来者不努力，而是因为游戏规则已经彻底改变。

当廉价劳动力不再成为优势，当AI和自动化成为标配，当生产逻辑被彻底颠覆，后发国家还能靠什么实现工业化？

那条黄线，1997年才拉起来，2008年才撤掉。

那个“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也在慢慢关上。

印度和越南现在确实在发展，这点不能盲目自大。它们会成为出色的加工基地、市场，甚至在某些领域做得尤为突出。

但要想从一根针做到航天飞机，从服装鞋帽做到航母芯片，完成从农业国到完整工业化国家的质的飞跃——

完整的工业化国家，从此成为历史。

那个历史的时间窗口，已经彻底关闭了。